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而姓名是由父母所起，或者长辈赐名。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自己会有对自己的名字各种想法 ,在不改变原有姓名的基础之上想给自己换一种称呼。凡是给自己起的称为号，也可以称为别号或者雅号。在明朝，别号和雅号非常的流行，几乎每个人都会给自己起个别号。一：关于明朝别号盛行的具体介绍
关于明代别号这一现象盛行甚至泛滥是有史可查的。在笑话书里就有体现，有一个笑话书记载了这样有趣的事，有一个借马的的人说自己要经常出远门想借“骏足”。主人就问骏足是什么，那个借马的人说，骏足就是马，主人说原来马也有别号啊，马的别号就是骏足。这是一则关于当时别号盛行的真实写照。
明人别号的流行 ，起初是从士大夫开始 的。当时士大夫中举后觉得人生四件得意事是：“起一个号，刻一部稿，坐一乘轿，讨一个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拥有别号，被各人士效仿，甚至连盗贼也有别号。
根据祝允明《前闻记》史料记载，江西有一知县在审讯盗贼时，盗贼回答：“守愚不敢。”知县听完后却不知道盗贼说的是谁，就向旁边人询问，其中一位胥吏说：“守愚者，其号耳!”这就是盗贼也有别号的典证。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不难发现生活处处都有别号这样好名风气的存在，当然在上层社会也流行着别名， 明朝的帝王就有别号。 其实皇帝的别号习风在晚唐时期就出现 。但是在明朝时期，皇帝给自己起别号这一风气有所增强，在明朝皇帝中， 明世宗，自号“天台钓叟”，又号“尧斋”;明穆宗，自号“舜斋”；明神宗，自号“禹斋”。
以法号、道号来说，如正德五年，明武宗自号“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明代的普通民众，不分贵贱，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别号。除了上文中说的盗贼和马之外，以农民为例，明朝在嘉定县一位姓唐的农夫，“力耕六十年”，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为“守耕”。
手工艺者中工匠也有别号，在莆田东门有一位皮匠，排行第三，擅长制造皮鞋，于是就向文人请号， 别人就给他取了一个“阑波”的别号，其意思是“东门皮三”。
江西景德镇烧瓷工匠昊十九，自号“壶隐老人” 强大的别号文化影响下，妇女也开始模仿 ，但一般是取有住所的号与别号， 也就是说别号已经涉及到了妇女人群中。 除了日常生活的世俗人，一些僧人也开始模仿，除了原本法号也有别号。
例如弘治、正德年间僧人明秀，号“雪山”。别号在明朝的迅速风靡，既是明代文人风雅生活的具体反映，也和文人的好名之风息息相关。从周之夔说苏州地区的习俗 ：“吴俗好名，喜交游，事干谒，虽骚人不免。”的史料就不难看出，别号的出现，有其独特的精神意蕴 ，但也是明人好名风气的集中表现，而且影响范围很广。
二：好名文化后的“雅文化”
别号风尚成为文人雅士的一大兴趣爱好，从这一点来看无疑为明朝“雅”文化的形成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间。 有关于“雅文化”的辨别，主要是一种高文化水平的体现，文雅也是形容一些具有较高审美能力的文化。
再看看明朝时期，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皇帝妃嫔，甚至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乃至动物都拥有着自己的别号。这一风尚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农、工、商四民团体上的界限，也有一定程度的消除隔阂的作用，此种现象在历史上称之为是一种“文胜质衰”。
古人们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对于别号的解读比较完整清晰，而且古人取名的流程和用字都非常严谨和规范，有乳名，小名，大名等。并且在雅文化的影响下，对于取名号的意义有着更高的文化标准和要求。关于取名，《周礼》 的介绍，婴儿出生的三个月内，父亲会为母亲怀里的孩子取个名字。另外古代取名字也是有一定的讲究， 比如说在名字里不可出现太大具象的河山景物。
当然我们的名字最大程度上会寄托着父母对我们的希望，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说名字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 ，到了明朝时，称号的情况变得更加多样，相比字而言号会显得更加有特色。人们可能很难区分名、字、号之间的差别。比如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熹”作为名所表达的意思较为直接，光明磊落的意思，是一种美称，有赞美之意在里面。他的号“晦”则是一种比较自谦说法就不是美称了。
孙仁孺在《东郭记·绵驹》中提到，“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明朝人喜欢通过名号表达自己对雅文化的热爱，别号都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有时候可能鉴于当时风尚的盛行，会出现相似之处，但也不难分辨。
别号类型也是多样化发展。关于明朝人要取别号的类型的来源可以从根源去探究，大概存在四种原因：第一种是服从于自己的内心。 明朝文人居多，在给自己取号时，必然要融入情感寄托于其中。 就拿康君奭来说，号“草庭”就给人一种生活气息厚重感，对于安稳平静的向往让他倾情于花草上，内心渴望宁静。 再比如明朝官员张时彻的别号 “上农夫”，对于田园自然生活的向往一目了然，在隐退后过上了田园生活。第二个把自己的住处当做怀念的寄托常见的有以怀念先祖，带有一定的缅怀含义。
明代学者罗洪先，他专注于地理方面的研究。他号“念庵”是为了追念高祖，高祖字“善庵”这样的号就起到一定的缅怀作用。 第三是把自己的故乡或有感情的乡土作为自己的号 。不仅介绍了自己的来处 ，也寄托了自己的思乡之情。
比如鬼谷先生曾在颍川阳城鬼谷生活过，因此就给自己取号“鬼谷先生”。到了明朝时，以地取号的现象就很常见了，生活在昆山之雍里的顾梦圭就给自己取号为“雍里”。第四种就是涵盖了德行，以德行内涵作为取号的重要依据， 多从佛经中节选出来，这一类号体现了平心静气戒浮戒躁的想法。
明朝宰相张居正，号“太和居士”，张居正少年时期表现出对于佛经禅学的兴趣，他给自己取的号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佛经禅学中有所收获。除了以上的类别，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号作为一种称号，有着自己独特含义。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别号都有一定的文化专属标识和价值取向。三：是什么推动雅文化盛行这一现象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层阶级推动。上面提到的明朝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士大夫群体作为有活力的文化队伍，在早期主要还是用字的时候更多一些。 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士大夫而言，“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作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很多人模仿士大夫的取号行为。当时全国自上而下形成取号的风尚， 在社会各阶层以及皇帝贵族的共同支持下，明朝别号并没有太大的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将自己对于生活的愿景寄托在号上，雅文化因此也逐渐盛行。
在明朝的文化基础上雅文化盛行， 明朝在文化上的探索主要以宋明理学作为此基础，明朝的小说创作题材丰富，类似于《西游记》、《水浒传》类型的小说， 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这种想象空间较大的文化氛围的滋养中， 人们可以自由思考的 ，没有太多的限制， 自然现新的潮流就会对人们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别号风俗风尚也就更加的广泛了。
在别号风气的盛行之下，我们看到了雅文化的确立，“爱清”、“伪雅”作为士大夫倡导的内涵点，代表了那个时代专属的气质风貌，也包含着新的思想价值理念与人生追求 。 文化环境的宽阔与容纳有利于某种现象的迅速发展带动人们开启新的探索道路，人的思维和想法能够在较大范围内流动，碰撞。雅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起来。明朝的好名之风对其独特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也是独具特色的标识。
